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却也可能隐藏禁忌的欲望。母子乱伦一种极端的情感纠葛，挑战了伦理底线，引发深刻的心灵冲突。这种隐秘欲望往往源于复杂的心理因素，如孤独、压抑或未解的情感需求。家庭的封闭环境中，这些禁忌情感可能悄然滋生，最终爆发为令人心碎的悲剧。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常充满争议，既涉及道德评判，也关乎人性深层的挣扎。理解其背后的心理和社会根源，或许能为预防和干预提供启示。这样的家庭禁忌不仅是个体悲剧，也提醒我们关注家庭关系的健康与沟通的重要性。

　　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的沙丘中，几顶帐篷立在暗夜之中。等第一缕阳光洒过这片沙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队将对1.5公里之外的一处遗址展开普查工作。

　　该遗址位于新疆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北部约20公里处，是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队开展普查的第二处遗址，此前普查队刚完成皮山河下游空白区域的普查。“那几天正赶上沙尘暴，吹得人站不住脚。”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队队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拍摄的视频中，近半人高的行李包在漫天沙尘中东倒西歪。

　　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的一项，于今年4月7日启动，调查路线主要涉及和田荒漠地区的多条古河道流域。自2024年5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启动以来，在新疆，一支由600余名普查队员组成的100余支队伍穿行于群山峡谷、沙漠戈壁之间，为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身份”。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调查不可移动文物11211处，其中复核9229处，新发现1982处。去年，丝路古道、石质文物、工业遗产等16项专项调查开展，荒漠无人区等专项调查则于今年开展。

　　当一天文物普查员

　　日前，记者跟随“四普”队员赴丹丹乌里克遗址，体验文物普查员一天的工作。出发当天一早，胡兴军开始安排大家将帐篷、烤馕、矿泉水等生活物资以及RTK测量仪、无人机等普查设备陆续装进几辆越野车，原则是“根据普查天数，尽量精简物资”。

　　装好物资，几辆车从于田县启程，随着两边的风景变成一片片沙漠，手机信号消失不见，路也越来越难走，去遗址必经的一段石子路更是颠簸起伏。经过3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石子路到了尽头，剩余的路需徒步进入。这段距遗址约1公里的路，对初进沙漠的人来说，走起来非常不易，翻越一个接一个的沙丘，风裹着沙直往眼睛里钻，就连耳朵里、衣服兜里也吹进了沙子。但在普查队员的眼里，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算非常好的天气条件。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玛力喀勒干村北80公里处，为唐代丝路南道上的重镇“杰谢镇”故址，是唐安西都护府治下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重要一环。

　　“杰谢镇”作为古丝路沿线必经之地，过往的粟特等中亚商人也在此居留，与当地居民、唐朝戍守军吏及其家属共处，使此地逐渐成为多民族聚集、多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千年前的繁华如今能看到的是立在沙漠中的残破木柱等建筑构件、大部分已埋在沙漠中的木骨泥墙遗迹以及陶片等遗物，昭示着这里曾有古代先民居住。

　　“这是一处居址。去年，我们从现在脚下站的地方往几个方向的几公里处做过普查，记录了多处居址的信息。”曾参加过“二普”“三普”的和田地区“四普”队队长买提卡斯木·吐米尔一边拿出平板电脑记录采集到的信息，一边介绍相关流程，“现在只是前期的信息采集记录，回去还需要比照所拍照片补充内容，相关信息也要经过指导员审核，才能上传”。

　　据买提卡斯木·吐米尔介绍，关于遗址的记录还包括一些历史信息，比如丹丹乌里克遗址于1896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时发现以及遗址何时被考察过等。“多年前，我们骑骆驼进入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察过，但当时的条件有限。通过这次普查，我们也修正了一些以前的认知。”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说。

　　正说话间，和田地区指导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王二军请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去看一个两头尖、中间鼓的器物。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初步判断其是纺织器，王二军也在器物标签卡片上写下地点、坐标、器物类别等信息。

　　随着相关信息采集完毕，年轻的普查队员操控无人机起飞航拍，当天的普查工作进入尾声。隔天，他们将进入丹丹乌里克遗址北部区域开展工作。

　　与风沙和时间赛跑

　　丹丹乌里克遗址北部区域的普查准备工作从给汽车轮胎放气开始。“主要是降低胎压，增加轮胎接触面。这和骆驼脚掌比较宽是一个道理，这样可以增强抓地能力，减少陷沙风险。”胡兴军解释道。

　　即使如此，在沙漠里行走，车速也相当缓慢。“在沙漠里开车，1小时平均速度最快也就两三公里。有时候陷车了，还需要拖车、或者挖轮胎下面垫的沙子。头车需要带路，判断哪条路好走一些，如何避开大坑，所以头车选择的都是最有经验的师傅驾驶。如果沙尘暴来了，视线就会受影响，没法判断前面是沙丘还是坑，车就容易陷进去，如果遇到胡杨暗桩，还容易扎胎。”胡兴军告诉记者，虽然也有一些判断诀窍，比如沙丘迎风那面会相对硬一点，背风那面就会软一点，但确实是想快也快不了。

　　普查当天赶上沙尘暴，队员们不到9点开始准备，过10点出发，下午六七点钟到达距新发现的遗址1.5公里处扎营，算起来约20公里的路程花了近一天时间。之所以选择距普查遗址有一定距离扎营，胡兴军解释说：“怕留下脚印。”

　　参加此次普查的专业队员共有9名。除胡兴军、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尼加提、王二军等人，还有被业内称为“沙漠之狐”的传奇人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伊弟利斯 阿不都热苏勒。伊弟利斯老师曾参与、主持过新疆尼雅、楼兰、小河墓地及克里雅河流域等重大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尼加提、胡兴军一直跟着伊弟利斯 阿不都热苏勒做沙漠考古。年长的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和尼加提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和伊弟利斯 阿不都热苏勒一起做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胡兴军则从200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小河墓地考古发掘开始。用胡兴军的话说，就是“一直跟着跑沙漠”。

　　“在克里雅河流域开展考古工作，常常一走就是数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时间长，每天的用水量、吃什么……都需要精细规划。时间长、物资带得多，车速就会更加缓慢。”胡兴军说。

　　在他看来，更大的挑战来自于“靠天吃饭”，时时都需要和风沙赛跑。“比如，清理出一处遗址或相关遗迹，需要马上拍照，不能等。因为天气随时变化，沙尘暴也可能来，遗址就面临被沙子掩埋的风险。当然，风沙也可能吹出一些新的遗迹。”

　　丹丹乌里克遗址北部区域的普查历时5天，反映在文物普查成果上，是发现了一座直径80多米的圆形古城。古城北侧保存相对较好，其他部分被流沙掩埋了。“总的来说，和之前沙漠里发现的古城有类似之处，表现在古城形制、构筑方式、建筑材质等方面。到现场之后，我们先做数据采集，再通过三维建模复原古城的整体形状，被流沙掩埋的局部也能呈现出来。”胡兴军说。

　　文物普查是一种情怀

　　从事文物工作30多年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文旅局文博科科长张慧玲参加过“三普”，当时她主要负责绘图等工作。在此次文物普查中，她担任霍尔果斯“四普”队队长。“能参加两次文物普查，感到很荣幸。文物普查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情怀。”这个由4名女同志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平均年龄43岁。为了完成普查工作，她们尝试过各种交通工具，包括开车、骑马、徒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次普查中，她们找到了在“三普”中被登记为消失的文物点并做了数据修正，还循着当地老百姓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处坐落于海拔约2000米的山上的岩画，另有一处新发现的岩画旁长着一棵漂亮的山楂树，也因此被队员们亲切地称作“山楂树岩画”……这些都让她们充满成就感。

　　那些在野外普查中遇到的困难，也成了队员们口中的“趣事”。去年，大家在野外进行普查，正赶上蝗虫肆虐。“拌好的西红柿，泡好的方便面，都得抢着吃，不然蝗虫就会一个个跳进来了。”

　　文物普查面临的挑战并不相同。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文物普查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可以进行野外普查的时间短。据富蕴县文物普查员、县文博院院长宋婕介绍，受气候影响，在富蕴县能开展野外普查工作的时间一般要到5月中旬左右。“去年我们的野外普查从5月开始，9月底下雪时结束，可以说是时间非常紧、任务重。”宋婕说。

　　位于富蕴县可可托海镇东南2公里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内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是一个普查点位。“这个点的普查难度在于矿坑既深又宽，打点不容易。”指着一圈一圈的环形道，宋婕介绍了普查情况。

　　在宋婕看来，相较一些“难忘”的普查，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的普查还不算难。去年盛夏，富蕴县文物普查队曾赴距县城近200公里的夏牧场开展普查工作，赶上阴天，依靠太阳能的供电设备没法蓄电，夜里就断了电；为了寻找分布在好几座山上的岩画，几个队员分散开来，每人负责一座……“一天最多能跑3到4个文物点，有时候只能跑1个。每跑完一个点，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宋婕说。

　　同处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县文物普查队有着自己的故事。在青河县阿热勒托别镇巴斯克阿克哈仁村吾勒肯布勒合山谷，青河县“四普”队队长、青河县博物馆馆长沙马丽·木拉提拜带大家走进岩画的世界。

　　这处距离青河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距离阿热勒托别镇西北方向11公里处的黑石山坡上，一块块岩石上留下了古代先民的印记。跟着沙马丽·木拉提拜的脚步和介绍，可看到岩石上的鹿、骆驼、马等动物以及人骑马拉弓箭狩猎等场景。“岩画现存有60幅，以点线凿刻成剪影式图案，主要内容有人物和动物以及六字真言和特殊符号，整体雕刻线路圆润，线条清晰，画面形神并茂，保存较好，具有独特风格，为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及社会风貌提供了新资料。”沙马丽·木拉提拜说。

　　传承坚守精神

　　在此次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既有参加过“二普”“三普”、经验丰富的队员，也有首次参加文物普查的年轻队员。

　　“在我们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队，伊弟利斯老师经验丰富，主要是指导普查工作。还有几个年轻娃娃，带来了新的活力与视角，大家通力协作做好普查工作。”胡兴军说。

　　王二军就是一名90后，这是他首次参加文物普查，主要是参加和田地区的遗址点位复查和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作为文物普查指导员，他还负责资料审核。

　　“对我来说，参加普查工作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伊弟利斯老师、胡老师多次进入荒漠开展考古工作，对荒漠环境非常熟悉，跟着他们可以学到专业的考古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老师们的身上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宝贵。”王二军说。

　　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王殷杰也是第一次参加文物普查，主要负责所携带设备的部分管理工作和相关碳十四标本的采集工作。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他采集了一些木骨泥墙上的红柳树枝和遗址中的木炭标本，“为的是后期进行碳十四测年，以推测遗址的年代”。

　　能参与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王殷杰的感觉是“兴奋”，不仅可以跟各位专家学习沙漠知识，而且以往只能从书本上了解到的文物，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让他“很是激动”。

　　“我之前对石器的了解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石器在我的脑海中就是课本上的一张图。在普查中，伊弟利斯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石器的特征、类型区别、用途等多方面的知识，真真切切地让我们将书本知识和实际联系了起来。”王殷杰说，“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老师则为我们讲述了普查工作中的注意点，胡老师还告诉我们帐篷如何扎才能睡得好，沙丘的两面堆积代表不同的方向等。”

　　在霍尔果斯文物普查队中，严萍作为普查队的“新鲜血液”，承担了不少工作。“从进入文物领域以来，一直跟着张老师。这次跟着参加文物普查工作，翻山过河，虽然辛苦，但感觉特别幸运。”严萍说。

　　张慧玲也对严萍的工作能力称赞有加，“哪些文物点是复核点位，哪些是新发现，当时如何记录，她就像一个活地图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像王二军这样的年轻人是普查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在工作中感受着前辈的坚守精神。年轻人和经验丰富的文物普查队员一起从草原到幽谷、从险峰到沙海……不畏艰难、不惧寒暑，奔赴天山南北，用脚步丈量历史，以行动诠释责任，共同让沉睡的历史遗珍焕发新生。

　　延伸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前三次文物普查看，我们对文物的内涵、价值认识不断深化，文物类型不断丰富完善。与第一次普查相比，第二次普查对文物尤其是近现代文物的理解更加全面，文物分类中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扩展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明确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进一步扩展了文物内涵与外延，将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线性遗产、文化景观等类型纳入普查范围，认定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可以说，每一次文物普查，都丰富了文物内涵，扩展了文物保护对象。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是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对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

　　此次普查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规范认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健全名录公布体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锻炼专业人员，建强文物保护队伍，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来源：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